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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伍子胥鞭尸纯属杜撰添花 第 6 楼

六、《公羊》、《谷梁》的不同态度
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均晚于诸子和《左传》。而且《公羊》、《谷梁》的出笼是所谓的口传为基础，而不是以史料为基础，而且口传时间长，晚至战国时期才被编撰成书。两者的不同点是一个认同了鞭墓之说，一个持怀疑态度，坚持了历史原样。
桓谭《新论》认为《左传》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传》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公羊》在编写定公四年时也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载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伍子胥慨然在吴王面前表白了心迹，且这些心迹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阐发春秋道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糅合在一处的《谷梁》，难以自圆其说。
七、西汉后期的司马迁是伍子胥鞭尸的始作甬者吗？
有文字可查的鞭尸说确实是司马球迁的《史记》，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事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云：“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三百不是实数，仅表示多的意思）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作者司马迁其人：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10岁时便开始读古书，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因此他少时当然有机会读到海量的史料文字，在此之前，君臣们议论伍子胥的言行当然会被史官记录下来，所以关于司马迁写鞭尸的来源之一，可能是西汉史官作了后世君臣关于子胥鞭尸的对话记录，但君臣对话并不能反映几百年前的真实情况，何许人家君臣只是一种对传言的讨论而已。
在说第二个来源前，我们有必要先讲讲传言的真实性。
民间传言的真实性是很差的，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春节晚会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表演了一个试验：从台下随意抽了十人排成一列，将第一个人听到的话由十个人依次迅速传到最后一个人，结果，因听力、理解、不自觉的自我加工，一句话经过十次传播后变得面目全非。话越传越变形，可见传言的不可靠。

作者：伍焕婷 （2012/3/8 21:24:39）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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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从长安出发，游历祖国各地。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那么司马迁的旅游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什么呢，除了风景还有故事，除了正史还有民间戏文，除了书本还有民间传说，这其中可能就包括伍子胥掘坟鞭尸的戏文、书籍、传言。
鞭尸的传言加工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中原诸候对楚的常规理解始终离不开一个蛮字，中原诸国的老百姓对楚国、对昏君没有好感，人们的心理天平倾向于受害者伍子胥；
其次，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会有人骂，楚国以大国身份不断挑起战争给楚国以及中原诸候国的人民带来了无休止的灾难，人们是恨之入骨的，对恨之切的人加点想像力呢？
如果第一个人想像：“要是伍子胥做绝一点，死了也不放过他”，那么第二人会想像“鞭他的坟才解恨”，第三个人更会想像“那就挖出来暴尸更解气”。如此说来说去，传来传去……便假亦真了，假若流言再次传到第一个人的耳朵里，他可能会说“我还以为是我胡编的呢，原来还真的鞭尸了呀”，此刻他会很得意，“我早就想到了，先见之明”，殊不知流言始于此。
鞭坟也好，鞭尸也罢，应该是无中生有的制造，因需要的传播、扩导、细化、渲染，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符合战国未期各地对秦人的血腥统一的仇恨和历朝历代生活在最低层老百姓的国骂的口味。所以鞭坟变鞭尸，成了传言、成了戏文、成了后世的记录。戏说的戏班更是不同的剧种有不同的唱法，不同的演员不同的绘形绘色绘声，他们将鞭尸细化，虽非历史真像，老百姓看了很解气，鞭尸成了出气筒，所以它历来在民间的舞台周围拥有了很多的观众。
于是乎后续的文献编写便加入了这样的传闻，虽然它不真实，但很符合大众的口味。
所以第二个来源，可能是司马迁听到了传言、看到了戏文、也翻阅了那些地摊上的野史。听多了就真了，司马迁被这些后世的绵上添花给忽悠了。

作者：伍焕婷 （2012/3/8 21:25:05）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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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三个来源吗？有，那就是司马迁的潜意识。
在本传后，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伍子胥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不难看出，司马迁是极力渲染和塑造伍子胥隐耻雪恨的烈丈夫气概和大侠形象的始作俑者。司马迁为伍子胥单列一传，刻意描述了其壮烈的事迹，加入了鞭尸的说法，您不感觉有同病相怜的感觉吗？
再看看历史，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把司马迁下了监狱，酷吏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又因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司马迁50岁时遇大赦天下才出狱完成了他的《史记》。
司马迁也是个受害者，难免没有怨气却又无处发泄。
同是耿直忠君却受害，同是才华横溢却不得志，是俩人耿直的通病和相似的遭遇使司马迁对伍子胥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或许收集到的鞭尸资料他也并不能完全确定，但潜意识让他没有作《公羊》的选择，而是写进了《伍子胥列传》。从最后那段评价中，我们看到了史官司马迁的刚烈，从“鞭尸三百”我们也看到了文人司马迁的快意复仇。

作者：伍焕婷 （2012/3/8 21:25:43）   回复此贴
  回复:伍子胥鞭尸纯属杜撰添花 第 9 楼

八、后世的鞭尸张扬了反抗精神反映了人世间阿Q的无奈
及至东汉，伍子胥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演义式小说——
赵晔《吴越春秋》中重点塑造的艺术典型，而“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被加工、夸张得更活灵活现了。如《吴越春秋》卷上《阖庐内传》载：“吴王入郢上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戌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与赵晔同为越籍人的袁康、吴君高所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风格、体例上颇相类似，其书卷一云：“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虽然颇为渲染，但却只写到“鞭墓”为止。这反映出“掘墓鞭尸”说在两汉时期虽风靡遐迩，但并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即或像袁康、吴君高这一类学者也采取的是将信将疑、审慎折衷的态度。
同为越人，写法上却不同，反映了对鞭墓鞭尸的不同怀疑与取舍。
至于后来的历朝历代，诗词歌赋、小说戏文无不以《史记》为兰本，不足以为研究了。
本文就以张君的观点结束：
“鞭墓”与“掘墓鞭尸”之所以造说于战国末际与两汉，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两汉是复仇之风炽盛的时代，凡读过《史记•游侠列传》及东汉马援《诫二侄书》，即可概见侠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是何等隆重而广大了，被塑造成大侠的“伍子胥”就正好投合了这种时尚。而后世学人又大多笃信“太史公书”，这便是“掘墓鞭尸”说传流至今的原因所在。
伍子胥不可能鞭尸！

作者：伍焕婷 （2012/3/8 21:26:10）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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